如处女卖淫案与宪法教育、卖淫女示众与宪法教育、小思仪之死等。

在确定行政诉讼种类划分的标准时，除应考虑行政诉讼判决种类这一因素外，还应考虑以下因素：行政诉讼的目的、原告的诉权、行政诉讼客体、进入到行政诉讼程序的行政争议性质、法官在审理行政案件时的权力。在对以上因素进行考虑并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应当在我国现有行政诉讼类型的基础上增加一些诉讼类型。

对于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检察机关应当是提起公益行政诉讼的主要主体，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应是辅助主体，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行为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以申请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行政诉讼为先行程序。凡是属于概括规定的范围又不属于明确列举排除的范围的，都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至于其参与行政诉讼的方式，既可以由其申请参加，也可以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也没有考虑到行政机关送达了行政决定而没有告知诉权的情况，以及这种情况下相应起诉期限设计的正当性。对于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规定的完善，笔者提出如下建议：（1）将原告资格限定为同被诉的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益。

关键词: 行政诉讼/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行政诉讼类型/诉讼关系/诉讼期限 《行政诉讼法》实施近20年来，在推进民告官法律化、确立依法行政观念、完善行政法制体系、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对于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发挥了重要作用。当事人诉讼对于解决当事人之间与行政行为相关的争议具有重要作用。在1975 年 Sosna v． Iowa 一案中，[29]最高法院宣布一年离婚等待期没有侵犯公民结婚的权利。

而宪法对家庭法的介入通过司法解释而不是通过立法来实现主要是因为司法的便利性。四、司法判例确立的家庭法的基本价值与制度(一)尊重婚姻，强调结婚是基本权利婚姻一直是联邦最高法院刻意保护的一个领域。在 Stanley 案中，由于原告和非婚子女居住在一起，并履行了抚养义务，他作为父亲的权利受到了宪法的保障。法院还在相关的案例中判决未成年人有权决定堕胎及在受到虐待或忽略时寻求保护。

[9 ] 本案中，最高法院宣布内布拉斯加州一项禁止老师教授 8 年级以前学生外语的法律侵犯了父母抚养孩子的权利( 法院将教师理解为父母的代理人) ，而父母抚养和教育子女的权利是受实质性正当法律程序保护的宪法自由。进入1960 年代后，以沃伦( Warren) 为首席大法官的联邦最高法院奉行司法积极主义，对宪法与家庭法的关系采取了与之前完全不同的理解，更积极地审查家庭立法的合宪性，每年有 10 多件案件。

在 1973 年的 Reed v． Reed 案中，最高法院判决一项州立法违宪。1923 年的 Meyer v． Nebraska 案[8 ]被认为是最早的宪法通过司法解释介入家庭的案例。由于在家庭法中几乎没有任何政府利益能够被法院认可为急迫的政府利益，这类立法几乎不能得到法院的支持。而阻止法院承认同性婚姻最有效的武器是宪法修正案。

但在法治背景下，宪法中的个人自由、平等、权利等法治理念也应涵盖家庭领域，在家庭法中寻求良性文化价值与现代法治理念的平衡。有些州严禁同性收养，如密苏里州。由于以种族为基础的分类立法涉嫌可疑性分类( suspect classification) ，法院将以严格审查标准来审查其合宪性，政府如要主张其合宪，必须要证明其服务于急迫的政府利益( compelling government interest) ，并且其措施必须是经过严格限缩( narrowly tailored)。(一)正当法律程序根据第5 和第14 修正案，联邦及各州非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公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

这使得同性婚姻出现了孤岛现象。[44] 如大法官斯卡利亚( Scalia) 认为，宪法对家庭法的审查以消除家庭法领域中的歧视现象可以寻找到宪法中的平等保护的依据，但他对法院承认宪法中未列举的家庭权利深表怀疑，如堕胎以及同性恋权利等。

但简单化的禁令显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所以，隐私权本身是否存在于宪法中就是一个问题。

反对同性婚姻的势力纷纷要求通过立法阻止法院的类似判决。这是联邦最高法院在家庭法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立场。[46] 所以，宪法的过度介入可能会重新导致家庭成员间权利分配的不均衡，当强调父母权利的自主性而伤害到子女的时候，这一原则就可能丧失了其道德上的正当性。当然，在强调宪法对家庭法意义的同时，我们也需注意避免美国宪法对家庭法过度介入的现象在中国重演。该项法律在司法过程中被推定为违宪，政府必须承担证明其合宪的举证责任。实践中，越来越多的类似案件会上诉到最高法院，所以，最高法院会在何时，以何种时机及以何种宪法依据对同性恋婚姻作出何种表态非常值得关注。

政府通过各种方式广泛介入婚姻家庭事务，家庭法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1925 年的 Pierce v． Society of Sisters 一案中，[10]最高法院裁判父母有权决定让孩子在私立学校接受教育。

实践中代孕案例屡见不鲜，也有一些学者主张代孕的合法性，[60]亦发生过代孕者反悔的案例。[14]这些问题都需要法律作出回应。

自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联邦最高法院开始运用正当法律程序条款保护家庭自由。虽然在 1954 年著名的 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案中，[21]最高法院已经明确地表明了隔离即不平等，但很多人依然认为这一原则仅适用于公共领域，私人生活领域，比如家庭法领域应与公共领域相区隔，不适用这一原则。

也就是说，最高法院寻求宪法中亦未明示的隐私权作为夫妻有权避孕的法律根据，而隐私权是从其他规范中推断出来的权利。其次，最高法院自己在婚外性行为问题上也在承认同性恋者的平等性。最高法院在 Loving 案中的判决是对这种观点和实践的直接回应。有女权主义就批评过分强调家庭的隐私权会使丈夫虐待妻子更为便利，儿童保护组织也强调家庭法的过度自治使儿童更易受到虐待或忽视。

最高法院在 Zablocki 一案中表明，如果一项法律对婚姻的管理是合理的，且没有实质性地阻止公民结婚的权利则不一定要受严格审查标准的审查，比如最低结婚年龄的规定以及离婚等待期间的规定。家庭法是典型的私法，调整私人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二者似乎不会产生交集。

[47]第二，伤害家庭成员间的亲密关系。所以，权利的扩张成为家庭法宪法化的基本主题，正如有学者指出的，20 世纪后半期，家庭法中支配性的语言就是权利。

一旦代孕者和委托方发生争议，代孕者主张对自己生育的孩子享有受宪法保障的母亲权利，而拒绝将孩子交付委托方，法院能否支持代孕者的主张？ 在美国，代孕是个新问题，联邦和各州均没有这方面的制定法，联邦法院也尚未出现这方面的判决，但有些州已出现相关案例。【Margaret Brinig，Troxel and the Limits of Community，32 RUGGERS L． J． 733，764( 2001) 】[49]［美］玛丽·安·格林顿: 《家庭法的转变》。

为什么到 20 世纪后美国宪法开始介入家庭领域？ 这主要是家庭这一基本的社会构成单位在美国发生了重大变化。[20]316 U．S．535(1942)[21]347 U．S．483(1954)[22]［美］兰道尔·肯尼迪: 《不同种族间的亲密关系》。如何界定家庭成员的权利关系，如父母对子女的权利，配偶之间的权利，以及家庭成员对国家的权利是我国的立法者需要面对的问题。这些线索有时相互结合，有时独立运用。

[10]268 U． S． 510 ( 1925)[11]同注 1 引文。( Lynn D． Wardle，State Marriage Amendments: Development，Precedent，and Significance，Florida Coastal Law Review，Fall，2005． )[2]同注 1 引文。

自此，Griswold 案中确立的隐私权成为了法院介入家庭法中的一个重要工具，道格拉斯大法官将隐私权扩张到整个婚姻领域。在另一个案件中，原告从未与孩子生活在一起，仅是按时支付抚养费，也没有寻求建立父子关系，直到孩子 11 岁时，由于有人要收养这个孩子，他才要建立父子关系，但此时他作为父亲的权利已不受宪法保障。

1． 关于种族歧视Loving 案是最高法院以平等保护条款介入家庭立法的一个开端，推翻了有关禁止种族通婚的立法。三、宪法介入家庭法的规范依据联邦宪法对家庭法的介入是通过联邦法院，尤其是最高法院的判例实现的。